<tbody id="8j8gr"><pre id="8j8gr"></pre></tbody>

<button id="8j8gr"><acronym id="8j8gr"></acronym></button>

    <span id="8j8gr"></span>
  1. <table id="8j8gr"><em id="8j8gr"><samp id="8j8gr"></samp></em></table>
    <progress id="8j8gr"><big id="8j8gr"><video id="8j8gr"></video></big></progress>

    什么樣的傳統文化教育適合兒童?

      ——2015年首屆兒童傳統文化教育論壇側記
            傳統文化是什么?傳統文化的教育目標是什么?適合兒童的傳統文化教育又是怎樣的?是《弟子規》的誦背和操場上的跪拜?還是莊嚴肅穆的祭孔大典?……1129,由親近母語研究院、南京市棲霞區委宣傳部主辦,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支持的首屆兒童傳統文化教育論壇在南京開幕。論壇圍繞主題“做適合兒童的傳統文化教育”展開了深入的闡釋和討論。
      《弟子規》引發的兒童讀經熱”正常嗎?
      如果以為兒童傳統文化教育就是上千遍地誦讀《弟子規》的話,不要說培養不了現代兒童,也培養不了合格的古代兒童。
      南開大學中國古典文學博士、江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曉丹,師從中國古典文學專家葉嘉瑩多年,對于“兒童讀經”的流行一直心存不安和困惑。她認為,“兒童讀經”的流行正在改變人們對于古代社會和傳統文化的想象,在這樣的想象中,“讀經”被寄予了拯救道德淪喪、重塑家庭倫理、增強民族自信等種種希望。
      “然而,這些美好的目標是否能靠‘讀經’完成?‘讀經’就是在進行傳統文化教育嗎?”黃曉丹以《弟子規》為例,做了深入的案例剖析。她介紹說自己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清代文學,接觸的資料主要是清代的詩文集、傳記和家譜,卻幾乎沒有看到相關文獻中提到《弟子規》。她發現,海峽兩岸的研究生把《弟子規》拿來作碩士論文時,都會碰到兩個問題,一是作者的生平非常不清楚,二是清代和民國時期以及解放后一直到2000年,對《弟子規》研究文獻都非常少。
      經過大量資料查閱和文獻研究,黃曉丹確認《弟子規》是清中期的作品,作者李毓秀是清代的秀才,“20世紀末《弟子規》開始大規模流行,可見宣揚《弟子規》的人說古代出現了那么多賢人君子和多唐詩宋詞,是因為他們從小讀了《弟子規》,這是不對的”。
      “為什么從《弟子規》里很難找到反映兒童童真或童趣的內容?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寫給兒童的”。據黃曉丹考證,清代有人曾用《弟子規》作教材,而主要的教授對象是成年農民,“當時遇到的問題是農民不識字,也看不懂政府的法律,所以經常因不懂法而犯法,學習了《弟子規》,這些人可以初步閱讀政府法令,并且遵守一些基本的道德規則”。
      而《弟子規》的大規模流行,與上世紀90年代臺灣民間讀經教育的興起很有關系。當時臺灣社會觀念松綁下帶來教育理念的多元化,政策上允許孩童在家上學并可實行彈性課時。1991年,臺灣“教育部”停止把四書作為中學唯一的文化基本教材,因此民間教育便填補了這一真空,王財貴就是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個人。同時,這20年間臺灣讀經教育的書單也在不斷變化,最初書單中包括不少中西經典,但由于推廣和師資上的困難,經典教育開始變得窄化,更多偏向于儒家經典,實踐中又更多地出現以讀《弟子規》為主。
      黃曉丹說,中國的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優秀的故事、傳說、童謠、詩歌……“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,就曾被深深地吸引。如果以為兒童傳統文化教育就是把一千多字的《弟子規》誦讀上千遍的話,不要說培養不了現代兒童,也培養不了合格的古代兒童,因為這樣的兒童放在古代,也只是一個會復述、卻不懂得鑒賞詩詞歌賦的有趣味的人,在古代也是不會受歡迎的”。
      “《弟子規》肯定不能代表傳統蒙學的全貌”,黃曉丹表示,要防止對兒童傳統文化教育的窄化。同時,傳統中本身存在很多互相對抗、互相補充的因素,這是傳統不斷煥發生機的動力來源,“因此也要防止對傳統文化教育的極端化”。
      親近母語創始人徐冬梅曾提出,“兒童不可跪著讀經”。她認為,倡導兒童讀經的人們心愿是好的,但他們的立足點是“弘揚傳統文化”。而孔子言: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一切的文化,包括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,都是為了讓今天的人們更幸福,明天的社會更美好。除此以外,再好的傳統文化也不過是給少數人欣賞和玩味的古董。因此,兒童的傳統文化教育不能僅僅是為了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,而更應該是為了豐富當下兒童的生命體驗,并幫助他們擁有更為廣闊的視野和世界的眼光,具備未來與世界對話的能力。
      中國老故事有哪些隱含的教育功能?
      可以用兒童文學的思想和方法來梳理、甄別和改造傳統文化中的資源,而不是直接拿來“圣經賢傳”,不問青紅皂白,捏著孩子的鼻子灌下去。
      關于文化傳統的傳承方式,美國心理學家布魯諾·貝托海姆指出:“今天,像過去一樣,養育孩子最重要的,也是最困難的任務就是幫助他找到人生的意義。”“對于這一任務,父母和其他照料孩子的人的影響最為重要;其次是我們的文化傳統,但我們必須以正確的方式將它傳授給兒童。在兒童時期,只有文學能最好地傳播這種知識。”
      對此,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朱自強主張,用兒童文學的思想和方法來梳理、甄別、改造傳統文化中的資源,而不是直接拿來“圣經賢傳”,不問青紅皂白,捏著孩子的鼻子灌下去。他認為,對兒童進行傳統文化的教育,民間文學是重要的資源,“與《論語》、《三字經》等經典不同的是,民間文學不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表現形式,都更加貼近兒童心理和接受能力,更有助于兒童的精神成長”。
      在思想內容方面,民間故事觸及并解決著兒童成長的深層心理問題。心理學家雪登·凱許登在《巫婆一定得死》一書中就指出:“童話故事不只是充滿懸疑,能激發想象的冒險故事,它所提供的并不只是娛樂效果。童話故事在追逐奔跑,千鈞一發的情節后,還有嚴肅的戲劇起伏,能反映出孩童內心世界發生的事件。雖然童話故事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它能取悅孩子,但它的魅力持久不衰,則是因為它能幫孩子處理成長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內心沖突。”
      雪登·凱許登抓住了民間故事中的“女巫”(凡是對故事主角造成致命威脅的都是女巫)這一形象,進行深入剖析。他認為民間童話處理的正是虛榮、貪吃、嫉妒、色欲、欺騙、貪婪和懶惰這“童年的七大”,它由“女巫”來代表和呈現。但是,女巫并非真實的人,而是一種心理力量的表征,在無數民間童話中,女巫都代表所有孩子努力抗拒的某種天性。
      雪登·凱許登說:“童話故事之所以能解決這些沖突,是因為它提供孩子一個舞臺,演練內心的沖突。兒童在聆聽童話故事時,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內心各部分投射到故事中不同角色身上,在各個角色身上‘存放’內心對立的各種特質。”
      為什么在民間童話中“巫婆”即代表邪惡力量的角色一定得死?朱自強引用了雪登·凱許登的解釋:“從心理觀點來看,快樂結局象征自我正面的力量獲勝,女巫被除掉,她代表的邪惡部分隨之消滅,兒童就不再受到自我譴責,自我懷疑的干擾。自我經歷了變化——也就是所謂的洗滌,讓小讀者感到安全,自我肯定。”
      在中國的老故事中,有神話、傳說、故事、童話等各種民間文學作品,也具有雪登·凱許登所說的“演練內心的沖突”、“解決這些沖突”的教育功能。
      朱自強指出,文學與科學不同?茖W的發展往往是新的取代舊的,但是文學則不是這樣。文學有變化,但是,卻往往不是否定和取代,“《詩經》的藝術光澤不會因時光的流逝而被洗去,同樣,古老的民間故事也會歷久彌新,在兒童的閱讀中,在兒童的精神成長中,顯示其不‘老’的價值”。
      朱自強說,“讀這些中國的‘老故事’,我就想到同樣老的‘經典’。由給兒童讀這些‘老故事’,我也想到一些地區風行的兒童‘讀經’。多年前,我與阿甲等人討論兒童教育領域的傳統文化的傳承問題,共同表達過需要重視民間文學的觀點,我也曾寫有《童謠之“大 ”與王財貴的兒童讀經之“小”》一文,從題目中即可看出我對兒童讀經,特別是將兒童讀經搞成運動的看法”。
      傳統文化教育如何與兒童生活對接?
      傳統文化教育應與兒童的生活相連接,用符合兒童心性和特點的方式,采用藝術的手段和體驗的模式實施。
      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的女孩盧璐,大學畢業后去英國學習戲劇,她分享了自己的特別感受和體驗,“當時我們學習了一種先鋒戲劇——身體劇場,內容涉及的都是西方的宗教故事和神話傳說,與文藝復興及近現代藝術思潮緊密相連。而我作為一個中國學生,又能在舞臺上呈現什么樣的表演呢?當時的我既感到挑戰又面臨疑惑,也深深懊悔自己的傳統文化積淀太缺乏了”。
      盧璐回國后發現,像她一樣困惑的年輕‘海歸’還真不少,“我們這些年輕人想要尋找答案,于是就一起創辦了為兒童提供傳統文化教育的‘禾鄰社’”。他們花了6年時間,圍繞自然節氣、歷史傳說和風俗手藝等,為孩子們提供鄉土藝術課程,并嘗試把各種公共教育資源連接起來,“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培育他們的中國根和民族魂”。
      2012年,剛被調到揚州市汶河小學做副校長的余耀,正面臨學校難以招滿生源的窘境,“眼看著周邊的兩所重點學校把生源都吸引走了”。余耀心里知道,其實汶河小學自身有著十分特殊的優勢——悠久的歷史和珍貴的傳統文化資源。原來,在這所學校里有一個紀念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廟宇——正誼書院,“為此,我們對學校進行了重新定位,即做適合兒童的國學教育”。
      很快,正誼書院被修繕一新,汶河小學做適合兒童的國學教育開始起步。吟誦、閱讀、圍棋、國術、琴棋書畫……孩子們在課表上看到了很多新鮮的課程。新生開筆禮、十歲成長禮、中秋詩會……各種注重體驗的傳統文化教育活動,不定期地在學校開展起來。如今,汶河小學不但成為揚州市的國學教育基地,而且因其獨特的國學教育而遠近聞名,開始受到家長們的青睞。
      湖南長沙名師朱愛朝老師,多年來一直嘗試通過帶學生上自然筆記課的方式,引導學生感受漢字之美、節氣之美、自然之美,“比如,當我們學習‘冬’字時,我會從‘冬’字的漢字演變講起,然后會講到節氣,并讓孩子們用線條和色彩來描繪他們心目中的冬天”。
      朱愛朝認為,中國的24節氣是幾千年前的老祖先把太陽“留”在大地上的痕跡,“節氣既是大自然的節奏,也是祖先們的生活節奏,而我們開發的自然筆記課程,就是以24節氣為經、以自然觀察為緯,讓孩子們體驗節氣中的傳統文化之美,感受四季循環中的生生不息”。
      真正的傳統文化教育需要從成人的自我教育開始
      兒童的傳統文化教育不僅僅是為了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,而是應該豐富當下兒童的生命體驗。
      中國古典文學專家葉嘉瑩,曾談到自己因從小學習中國古典詩詞而受益良多,甚至對一生都有很大影響,包括為人處事和修養性情。所以她認為,教小孩子讀誦中國的古典詩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而要做好這件事,首先要從培養教師做起,“教師所教的方法一定要符合中國古典詩詞的美感和特性,教師本人要能體會出這些古典詩詞的美感和特性”。只有教師能有感受和感動,才能把這種感動傳遞給孩子們,而不是只會讓他們死記硬背。
      20年前,臺灣道禾書院創始人曾國俊,為了即將上幼兒園的女兒能接受良好的教育,便以一位父親的方式邀請幾位好友,一同在臺灣創辦了幼兒園,后來又創辦了小學、初中、高中……如今,女兒已赴美讀大學了,曾國俊則在教育這條路上越走越有感覺,他說:“道禾教育所做的,正是探索辦一個根植于華人傳統文化的教育”。
      曾國俊認為,真正應該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首先是教師和家長,“因為只有他們學了之后,才知道怎么轉換到學校教育和家庭生活中”。他說,今天學校中的很多課程并沒有跟人的情感連接起來,因此效果會大打折扣,“孩子們在學習的過程中需要情感連接,需要通過身心的感悟和體驗才能真正有所獲得”。
      曾國俊以道禾書院的探索為例。在道禾書院,孩子們從一年級開始就會有一本屬于自己的文字護照筆記本,他可以每天選擇一個自己感興趣的漢字,并通過查字典來學習,包括這個字的字形和字意,還可以用圖畫的方式表達他對這個漢字的理解。“因此,每個孩子每天學的漢子都各不一樣。因為是自己選擇的漢字,他們會學得很認真和用心”。這樣學下來,到小學畢業時就能夠深度掌握2000多個漢字。在家中,則要有文房四寶桌,父母可以每天送給孩子一個字,比如孩子今天做了一件很誠實的事,就可以送他一個“誠”字,旁邊還可以稍做注釋,并簽名蓋章。這樣學6年,又會認識2000多個漢字。“這些字對孩子來說都是‘禮物’,有一天,當孩子長大后要去國外念書時,你就讓他帶上這些‘禮物’,他畢業后一定會記得回來”。
      在道禾書院,有精工、木工、造紙等五六個工作坊,還開設有古琴、茶藝、書法、射箭等相關課程。所有這些課程,都非常強調體驗和情感連接。“其實,我們的傳統文化就是在品味女兒紅和狀元茶中,在家書一般的文字中,在飯后一起喝一套茶的過程中,慢慢就形成了。我們不需要到很遠的地方去‘求’,它一直就在你的身邊,而孩子們的感悟和體驗所獲得的即是國學,即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經典”。
      北京南山華德福學校創始人、立品圖書出版人黃明雨,在兒童傳統文化教育方面有著深入的思考和探索。“我們的孩子通過學習《詩經》,來感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樂文化,一二年級的孩子已經開始學習傳承了46代以上的西安古譜——《南集賢西邨樂社曲譜》,到了高年級則可以學習相關的古樂器”。多年的教育探索讓他深有感觸地說,教育因孩子而起,但是教育不能僅僅將目光投向孩子,而是要投向我們成人自身,“真正的傳統文化教育是從成人的自我教育開始的”。
      徐冬梅則相信,兒童的傳統文化教育不僅僅是為了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,而是應該豐富當下兒童的生命體驗,讓他們小小的生命之流逐漸匯入民族之源,將來可以更好地融入族群,增強文化認同和家國情懷,并打下扎實的中國根基,未來能以自己獨特的文化血脈,為人類更好的發展提供更豐富的創造和可能性。(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郜云雁)
     
  2. 上一篇: 被量化慣性“拋起”的校長們
  3. 下一篇: 段偉:“一帶一路”需要中國版的“跟我學”
  4. 捕鱼游戏下分